人权是基于道德观念的。

这就是说，圣人在治理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应当秉持无心的原则，听任一种良好的文明秩序在自然而然中形成。这样的自由，与郭象所理解的自由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柏拉图想象的哲学王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但郭象想象的圣人或圣王，是不能培养出来的。只有君主无为，才可能给群才万品开辟各任其事的广阔空间。学术思想如果无关经国体致，那就是无用的学术思想。但是，郭象并不认同见于《老子》与《庄子》的这种观点。

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谓兼忘也。适当参考成玄英的疏文，郭象注文的立意就更清楚了：圣人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与象征，绝不能强制共同体内的每个人。然而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出现过一种强而有力的、由自然科学所派生的自然律的观念，也没有形成与之相联系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从中看不到西方那种由不可变易的自然律过渡到无可置疑的自然权利的自然而然的逻辑推论。

比如1926年，社会新闻中再次出现人权概念，这就是《人权保障宣言》，它是由李季、汪静之、沈雁冰、周予同、周建人、胡愈之、夏丏尊、章锡琛、郭沫若、陶希圣、叶圣陶、赵景深、刘士英、郑振铎、丰子恺等43位上海知识界进步人士[cxii]联名撰写并签名的一份抗议书。在学术的维度上，这个时期的人权概念研究虽然没有得到深化和共识，但也有一项新进展，那就是对人权作分类，这是人权理论准备过程中的一个亮点。[lxxxv] 参见王濯葊：《国体与政体》，载《大同月报》1915年第1卷第9期，第33-34页。罗隆基、[cxviii]胡适、[cxix]徐砥平[cxx]以及后来的张奚若、孟云桥、张君劢等知识分子就人权观的驳议或研究，就是建立在前面这25年的人权理论探索基础上的。

[cxvii] 民国政府保障人权令（四月二十日），载《司法公报》1929年第17期。途中，经过南洋槟榔屿等地，各处书报社及当地华侨联合召开欢迎会，李烈钧在会上大力宣传革命讨袁。

1791年法国《宪法》第一章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条款，设定了一系列由宪法保证的自然和公民权利（droits naturels et civils）。8月，北京《民报》记者陈友仁因在此报登载有关奉天军事当局不讳之谣传（指张作霖去世的不实消息），触怒该当局，于是被驻京某军办事处抓捕关押，《民报》被停刊。[xxxiv] 至此我们知道，梁启超1900年起准确把握了人权概念，早于康有为的1902年。认为这种侮辱人格蹂躏人权的学校管理法，有觉悟的教育家对于他应该怎么样？有觉悟的学生对于他应该怎么样呢？[lxxxviii]言辞十分痛切而又无奈。

像他这样留洋11年的海归在当时是凤毛麟角，被视为天之骄子。此外，美国独立宣言、美国联邦宪法本、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的日文译中有人的绝对权利（人の絶対的権利）的介绍。[xlvi] 曲相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权语词在中国的使用》，载《法学家》2008年第4期，第23页。[ci]这三项人权与陈筑山的观点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旨趣。

[xliv]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lxxxiii] 与黄遵宪、夏曾佑被梁启超并列为近代诗界三杰的蒋智由先生，曾留学日本，1908年曾作诗赠于王濯葊。

降乎人权以下的生活是兽的生活，我们都不取，因为我们是人。1909年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即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在留学期间即参与和宣传立宪运动。

至1900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三：第十一节，论进步》中，对天赋人权思想有了准确的表达，他说：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内生活的要求，由于我们对于历史上传来的一切精神上的信念产生了怀疑，欲从人类普遍的理智上求一种正确的新观念，作做人的标准。然而，人权这一伟大名词在含义确定性上还是存在缺陷的，其使用的标准是如此稀少，[vii]它是一个作为另一个高度理论的术语即‘自然权利的后续，[viii]再加上还有地域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发展阶段论所指出的差异等因素。[xxix]康有为在论人权时，用了天界、天职天理天赋。所以，在实行民主革命的南方政府，也很少使用人权概念。上海《大同月报》历经十年，于1915年改组，编辑主任系英国人莫安仁（Evan Morgan）。

后再赴日本留学学习哲学5年，又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2年。分为经济制度、担保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来阐述。

[lxiii] 司法部部令：查跪审惯例凌虐人权揆诸暂行新刑律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载《政府公报》1912年第95号，第2页。然后分析了这四个阶程的特点，认为在人权支配的阶程，社会里充满三个要素：一是活跃的机能，二是新鲜的空气，三是适度的肥料。

[cv] 参见陈筑山来函公学商科现已改为商科大学，鄙人此次到京与董事……，载《新闻报》1923年6月2日，第15版。如，《江苏省长公署批第九百九十八号（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十八日）：原具呈人宿迁县民沈新萍等：呈控陆文椿摧残教育蹂躏人权请派员彻查》，载《江苏省公报》1921年第2613期，第9页。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近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富国强民，致使其接受西方文化时首先认同的是民权，而不是人权。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1924年，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晏阳初先生相识，一个月后就写出了平教总会会歌的歌词。[xlii] 王人博：《民权词义考论》，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32-33页。

邦国之权分之即个人之权。众所周知，民在中国是个极其重要的字，犹如古代政治正确的意味。

在他看来，这个时代更需要重视积极型人权。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12月[xvi]，汉语版《民约论》连载于日本东京首次出版发行的《译书汇编》，[xvii]同期所有译作均为摘译，并注明原著作者，译者无署名，后来我们知道实际译者是杨廷栋。

国人后来把人权主体人（man或human）误译为民，或许就肇端于严复。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强调个体的人，而强调群体的民。

[lxxi] 老愚：《人权说》，载《惜阴周刊》（上海）1914年第6月期，第55页。[xlii] 民权，在今天又称为公民或人民在宪法上的权利。当民主和民权不得保障时，则人权无从谈起。他认为这种转换的原因：一方面是民权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容纳，而人权作为一个个体概念毕竟远离中国的文化传统，两者间有着太多的隔膜与悬离。

[lii]其三，自然权利虽然在中国缺乏自然法观念的支撑，但是它还可以是指人作为自然的肉身，所拥有的身体、健康、生命、生存和行动自由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观念则为移植西方民权思想与议会制度从文化上架起了一座桥梁。

人乃具体之个体，民则是抽象的群体。[xciv]1923年蔡元培校长辞职书中，就使用了人权，称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lxxxi]1916年《大同月报》有两篇讨论立宪与人权的文章。上海有个组织叫惜阴公会，办有《惜阴周刊》，其1914年6月1日出版的第6期发表一篇名为《人权说》的文章。